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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沫若筆名的由來

作者: 來源: 上海文學網 時間: 2016-07-24 閱讀: 在線投稿

  郭沫若(1892一1978)。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樂山縣銅河沙灣,畢業于日本九州帝國大學,現代文學家、歷史學家、新詩奠基人之一。

 

  郭沫若的母親杜邀貞說她懷孕時,曾夢見一只小豹子突然咬著她左手的虎口,所以給郭沫若起的乳名叫“文豹”。他在家排行第八,母親稱呼他為“八兒”。郭沫若四歲半上私塾。家里給他起學名叫郭開貞,號尚武。“郭沫若”是他常用的筆名;為什么取名“沫若”呢?他家鄉四川省樂山縣沙灣鎮有兩大河流,大渡河(古稱沫水)以及流入大渡河的雅河(古稱若水)。漢朝司馬相如的《喻巴蜀檄》有關“沫若”一句,指的就是大渡河與雅河的匯流。郭開貞于1919年9月11日在《時事新報·學燈》上發表早期詩作時首次用“沫若”筆名,隨著《女神》詩集的出版,“郭沫若”為人們所熟悉。

  郭沫若一生使用過的名、號、別名與筆名多達五十余個。計有:郭開貞、尚武、文豹、八兒、汾陽主人、竹君主人、定甫、沫若、夏社、郭沫若、沫、愛牟、郭鼎堂、鼎堂、高浩然、麥克昂、吳誠、林守仁、杜頑庶、杜荃、杜衎、坎人、易坎人、石沱、石沱生、陳啟修、李季、阿和乃古登志、蒙其外史、王假維、郭愛牟、蒙其生、蒙侄、谷人、高汝鴻、郭石沱、佐藤和夫、安娜、鼎、楊伯勉、杜衍、白圭、戎馬書生、牛何之、羊易之、丁汝成、龍子、克拉克、江耦、有孤、藤子丈夫、佐藤貞吉、郭麥弱、高鳴以及和夫人于立群合撰文章所用的于碩等。

  郭沫若幾個主要筆名的含意是:麥克昂:“麥克”是英文maker(作者)的音譯,“昂”者我也,麥克昂就是“作者是我”的意思。南昌起義失敗后,1928年1月他在《創造月刊》一卷八期上發表文藝論文《英雄樹》時,第一次啟用這一筆名。

  杜衎(kàn):郭沫若母親姓杜,性格衎直(即剛直),取此名以紀念其母。郭沫若在留亡期間思念老母,1929年他在《東方雜志》上發表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有關論文,署用此名。

  杜頑庶:郭沫若母親是側室,自己是“庶出”。他發表《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階段》等重要史學研究著作,署名“杜頑庶”,紀念母親。

  坎人、易坎人:郭沫若少年時得過重癥傷寒,留下聽覺半聾的后遺癥。《易經》上的坎卦,說其“于人也為聾”,坎人、易坎人即為聾子之意。郭沫若從1928年起翻譯美國作家辛克萊的《石炭王》《屠場》《煤油》等書,用的都是易坎人的筆名。

  鼎、鼎堂、郭鼎堂:郭沫若原名郭開貞,《說文解字》上說,“古文以貞為鼎。”貞、鼎兩字通用。鼎而附之以堂取其音為“丁當”,取其義“鼎當”。1931年郭沫若在《東方雜志》上發表《毛公鼎之年代》,即署名鼎堂。

  石沱、石沱生、郭石沱:與鼎有關,周代末期的鼎銘中稱鼎為石沱,這是鼎的別名。1934年,商務印書館的郭沫若譯作《生命之科學》,即署名石沱。

  郭沫若筆名、化名很多,有“郭鼎堂”“麥克昂”“羊易之”“楊伯勉”“白圭”等,而用得最多的是“郭沫若”這個筆名。因為他家鄉四川樂山的兩條水,一條是沫水(即大渡河),另一條是若水,他少年時飲二水長大,所以他后來發表新詩時,就用了“沫若”這一筆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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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當“文革”的狂飆刮起時,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、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陷入了兩難境地。情急之下,他率先向自己放火,沒想到,此舉助長了極“左”思潮的擴張,而他也被卷進了這場劫難中。

  批判的矛頭指向了郭沫若

  1965年11月10日,姚文元在上海《文匯報》發表了《評新編歷史劇〈海瑞罷官〉》。20天后,《人民日報》轉載了這篇文章,由此揭開了“文革”的序幕。

  經過建國后一系列政治風波的郭沫若,預感到這場運動來勢兇猛,內心十分惶惑。一邊,發動這場運動的是自己緊緊追隨了幾十年的毛澤東;另一邊,運動一開始牽連出來的就是幾十年知之甚深的至交老友。說吳晗、田漢、翦伯贊這些人“反黨”、“反社會主義”,他怎么能夠接受?唇亡齒寒,他預感到自己也到了危崖邊上。

  1966年1月,郭沫若給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寫了一封轉請辭職的信,但未被批準。此后,有些人開始把批判的矛頭指向郭沫若,對他的文藝作品和史學著作中的一些觀點提出質問,有的問題上綱上線,比如對他《滿江紅·領袖頌》中的“聽雄雞一唱遍寰中,東方白”,有人指責說:全國人民都唱《東方紅》,你為什么要說“東方白”?用意何在?

  這年4月,林彪、江青一伙炮制的《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》在《解放軍報》公布了。他們全盤否定了“五四”以來,特別是30年代文藝工作以及建國以來文藝工作的全部成就,聲稱要“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,徹底搞掉這條黑線”。情急之下,郭沫若決定向自己放一把火。4月14日,郭沫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(擴大)會議上,即席發言,講出了當時令文化界頗為震驚的一段話:“幾十年來,(我)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,也翻譯了一些東西。按字數來講,恐怕有幾百萬字了,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,我以前所寫的東西,嚴格地說,應該全部把它燒掉,沒有一點價值。”

  誰知,正在上海組織人馬起草《五一六通知》的康生,對郭沫若的講話產生了很大的興趣。他要求《光明日報》盡快發表郭沫若的講話,要使這篇東西成為“文革”的一發“信號彈”。最后,郭沫若的講話稿被送到了毛澤東的辦公桌上。毛澤東看了感到很好,于是大筆一揮,同意見報。

  他失去了兩個兒子

  郭沫若要求“焚書”的講話公開發表后,在國內外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。國內知識分子讀后瞠目結舌,國外反動勢力也利用這篇講話大肆攻擊中國。許多日本友好人士要求到中國訪問郭沫若,看他是否是被迫發表“焚書”言論。

  狼狽不堪的郭沫若不得不出面解釋他要自己“燒書”的意思。1966年7月4日,他在北京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,以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,為自己的講話作了一番解釋:“我檢討了我自己……這是我的責任感的升華,完全是出自我內心深處的聲音。”“作為對人民負責的革命作家要不斷進行自我改造,不斷進行嚴格的自我批評,在我們這里是極其平常的事。”

  然而,北京大學已經開辟了一個專門批判郭沫若的專欄,那里貼滿了“打倒郭沫若”的大字報。

  1967年5月25日,《人民日報》發表了毛澤東1944年1月9日寫給延安評劇院的信,其中原有的“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,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”兩句被刪掉。這在“文革”中是一個危險的信號,它令郭沫若毛骨悚然,誠惶誠恐。他覺得自己開始陷入一個黑色的漩渦,隨時都有可能遭受滅頂之災,必須表示自己擁護“文革”的“決心”,必須“保護”自己。

  6月5日,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毛澤東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》25周年討論會上,郭沫若致了題為《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》的閉幕詞,向毛澤東表達忠心。

  其間,由于周恩來把郭沫若列入了應當保護的一批干部的名單,毛澤東批準了這個名單,郭沫若終未遭到被紅衛兵批斗的厄運。

  然而,“文革”的風暴,還是奪走了郭沫若兩個兒子的生命。其小兒子郭民英在中央音樂學院被人揭發搞“特殊化”,1967年4月憂郁自殺。第二年4月,郭沫若的愛子郭世英又被造反派綁架關押,折磨致死。

  “文革”開始僅兩年,郭沫若就失去了兩個心愛的兒子,這怎能不叫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?他不敢也不能懷疑和抱怨這場運動,只能強忍著悲痛把淚水往肚里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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